编造历史的危害，和那让婴孩吃成了大头娃娃的劣质奶粉一样，只不过后者损害的是国民的身体，前者戕害的是国民的精神。

　　《文武北洋》所要颠覆的，就是历史的谎言。

　　戈培尔说，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。《文武北洋》试图证伪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，展示这些历史人物的另一面。其实，作者对历史谎言的颠覆，并不是来自什么秘史，而是通过他实地访问的材料，以及被历史学家有意或无意忽视的史料。

　　这本书文笔轻松、流畅，作者通过发掘史料或历史人物故居、墓庐的际遇，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沧桑与辛酸。

　　比如，曾经被称为“反动家伙”的黎元洪，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。袁世凯登基后的第一道诏书，就是册封他为“武义亲王”，却遭到了黎的断然拒绝：“……断不敢冒领崇封，生无以对国民，死无以对先烈。”在袁世凯复辟的逆流中，他可是一直在捍卫和顺应民主共和的潮流。

　　再说黎元洪的亲家袁世凯。他一直被定格为“窃国大盗”。其实，就推翻满清王朝而言，袁世凯功劳不小，兵不血刃就让清帝逊了位，他自个也没有乘机把龙椅给占了，从而使国家和人民一时免于内战的摧残。如果我们能够承认这一点，那么，民国元年2月，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，“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，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”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至于他后来称帝，是另一码事。

　　而把袁世凯的形象浓缩成卖国贼，又是另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。就拿“二十一条”这件事来说，在中国积弱积贫的背景下，最佳选择是不惜跟日本一战吗？当时以金钱或空间换时间也是明智的选择。

　　就中国政府跟日本谈判的过程来看，中国政府和代表是在忍辱负重中尽力维护国家利益，而不是把卖国作为谈判的指南——批准签约后，袁世凯秘谕各省文武长官，勿忘签约的民国四年5月9日为国耻日，“凡百职司，日以‘亡国灭种’四字悬诸心目”。

　　《文武北洋》可圈可点之处不少。最为可贵的是，作者能够站在中国的国家利益角度，闯入历史禁区，冷静地看待民国早期的政治纷争与杀伐，通过吴佩孚、张作霖、陈独秀等显赫历史人物的事迹和命运，告诉读者，一些正统的历史“定论”，其实是站在苏俄的立场上说话，并不一定符合国家的利益。

　　当然，我们不必把任何一本书当真理大全来读，对《文武北洋》也一样。应该说，书中可以商榷之处也不少。比如，该书援引了惯常的说法，称张学良是奉令指示所辖的东北军不准抵抗，致使东北迅速沦丧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张学良自己在晚年就说，9·18事变“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，不是的，绝对不是的”。(文/黄钟)

　　(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员)